研究《西游记》，研究吴承恩，绕不开李春芳。反之，与吴承恩的交往，也是观察李春芳则为历史人物、文学人物的一个重要视角。[1]
李春芳画像这里的李春芳指明隆庆时曾任内阁首辅，字子实，号石麓的兴化人李春芳。
或说，《西游记》的最初版本金陵世德堂本有“华阳洞天主人校”字样，李春芳祖籍句容，句容古称华阳，毗邻金陵，因此李春芳极可能就是金陵世德堂聘请的华阳洞天主人。本文认为，这纯属不根之谈。我们迄今没有发现李春芳有与“华阳”有关的任何自称、别称，甚至在李春芳的诗文集中都没有刻意提到华阳字样。
或说，李春芳有“青词宰相”之称，对神话和道教了解甚深，又与吴承恩有过交往，因此可能是吴承恩的同谋，独自完成或者参与过《西游记》的创作。这也是不可接受的臆想。
李春芳21岁中举，37岁进士第一入翰林院供职，50余岁入阁，官至首辅，万历初致仕回乡，一直生活于京城官衙，从未接触民间，虽然写了多年的祭天青词，但以他的身份地位，他有时间、有兴趣、有胆量去写《西游记》这种通俗小说？
还有人说“李春芳”写过通俗小说《海刚峰居官公案》（《海公大红袍》），因此也有可能与《西游记》有关。这还是错了。
《海刚峰居官公案》是万历后期面世的书，而兴化李春芳早已在万历十三年（）过世；《海刚峰居官公案》其书署所谓“李春芳”，但前面又有“晋人义斋”字样，这就是别一个人了。
据查，嘉靖、万历前后还有三四位在文献里出现的李春芳，都与吴承恩、《西游记》扯不上关系，因此特别要防止因“李春芳”三字而误植误读。
《海刚峰居官公案》然而李春芳与吴承恩有密切交往却是事实。李春芳与吴承恩结交很早，还在当年布衣时；后来在吴承恩人生的关键时刻，曾伸出援手，算是为吴承恩创造了写作《西游记》的环境。
说起来，二人交往的时间前后达三四十年，由青壮年延绵而至晚年；二人的友谊又很纯洁真诚，不涉及地位、钱财、利益，堪称文人间的至交神交，这也是有助于了解李春芳这位历史人物、文学人物的一个视角。
现将李春芳、吴承恩二位的相关经历大致介绍如下：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居士，明淮安府人。吴氏早年即有才名，在当地号称神童，约十六、七岁进学，但后来却步步蹭蹬，到与李春芳相识的嘉靖二十年左右（约），已经三十五岁，仍未中举。
嘉靖二十九年（）吴承恩四十四岁时弃考入贡，当年赴北京谒选因故未果；后编入南京国子监读书，至嘉靖四十三年（）时受李春芳“敦喻”再度赴京，嘉靖四十五年（）在李春芳帮助下任职浙江长兴县丞；隆庆元年（）卷入所谓的贪赃狱案，次年补授湖北蕲州荆王府的“纪善”一职；约隆庆四年（年）任满回乡，万历八年（）逝世。
吴承恩写作神怪小说的兴趣，起自童年，到中年尽管有巨大的科举压力，但仍不放弃，大约三十五岁左右写了文言志怪小说集《禹鼎志》（亡佚）。后来利用在荆王府任职的空闲时间完成了百回本《西游记》。
《李氏族谱》李春芳（--），字子实，号石麓，兴化人，祖籍句容，其祖父时迁居兴化，因此一般称其为兴化李春芳。生于正德五年，小吴承恩四岁。嘉靖十年（）中举，后因家贫在“江淮间”（淮安）坐馆多年，嘉靖二十六年（）年殿试第一，入翰林院任职；后来官级由礼部郎中、吏部侍郎、礼部尚书直至内阁大学士，也就是做了宰相，隆庆初还做了首辅，《明史》卷一百九十三有传。
有《贻安堂集》十卷传世，集后附有王锡爵《太师李文定公传》、许国《石麓李公暨配一品夫人徐氏墓志铭》及王家屏《石麓李公暨配一品夫人徐氏状》。
坊间不知何人，不知何时，将李春芳与《西游记》、吴承恩扯在了一起，本属猜测，且无实证，无端造出了《西游记》研究中的一个谜团。但歪打正着，却让我们发现了李春芳与吴承恩确有交往，与《西游记》有间接关系，也算得上是酿造了《西游记》形成的一个背景
李春芳生平比较清晰，其与吴承恩的交往，未见专门记载，仅能通过其《贻安堂集》的诗文酬唱略见一斑。
李春芳与吴承恩的交往之始大致是在嘉靖十二三年至二十三年期间。许国《石鹿李公暨配一品夫人徐氏墓志铭》说道：
嘉靖辛卯以诗举于乡，计偕罢从南雍受业增城湛公吉水欧阳公，家贫故归而教授江淮间以自给。（《贻安堂集》卷十附）
《李文定公贻安堂集》李春芳自己的《丁忍庵传》也说：
余往计偕时，数问舟淮口。（《贻安堂集》卷十）
“余”，李春芳自指；“往”，以往、过去；“计偕”，是一个特殊的词，明清时专指举子们入京城参加春闱，举子们上一轮春闱落第后，都得耐心等待下一轮考试，每轮间隔有三年之久，“计偕”即指这件事或者这段时间。
“计偕”期间当然要设法谋生，以上资料说李春芳中举后，有一段南京国子监读书的过程，后因家贫在“江淮间”“淮口”授徒也就是做家庭教师谋生。淮口即淮安这不会错，“数问舟淮口”则是说他多轮计偕期间都在淮安落脚。这就是李春芳和淮安一拨文人交往的开始，以嘉靖十二三年至二十三年计算，应该有十年左右。
李春芳在淮安和哪些人交往？说这个话题要兜一个圈子。嘉靖年间，也就是吴丞恩的那个时代，是淮安府科举的一个鼎盛时期，二三十年间，淮安府学出了两名状元，近十名进士。
更出奇的是，他们都是吴承恩的同窗、好友，吴承恩也曾是这拨人中的佼佼者，进学早且有“工制艺”“一第如拾芥”的考语，在这群人中有特殊地位，只是因为年龄偏小，家境清贫，因而在活动中不出风头。
《吴承恩年谱》这里要特别介绍两个人：一位叫沈坤，号十洲，嘉靖十年（）中举（与李春芳同榜），二十年（）进士第一即中了状元，进翰林院任职。沈坤是淮安富商家庭，吴承恩的紧邻发小，小吴承恩一岁，因与吴承恩都是童年进学而结识成为至交，后将女儿许配吴承恩的儿子凤毛。
另一位叫张侃，字巽卿，号凤原，嘉靖十九年（）中举，二十三年（）进士中式后京城任给事中。张侃也是淮安的富户，沈坤的姐夫或者妹夫，年龄相仿或稍长。
因沈坤的关系张侃与吴承恩也算间接的亲戚，在吴承恩别集《射阳先生存稿》中，可以看到吴承恩为沈坤父母合葬写的《赠翰林院修撰儒林郎沈公合葬墓志铭》，也可以看到为张侃继母去世写的《张凤原诸母姚挽诗序》。
李春芳在淮安的东家应该就是这位张侃。这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但从他们的交往中可以看出，张侃在李春芳心目中有特殊地位，二人有兄（张）弟（李）甚至类似主仆的关系。李春芳《贻安堂集》卷二有一首《雪夜同莫膳部张给谏饮谭鸿胪宅》诗：
交好满京洛，何如乡土真。
每从朝谒暇，不厌往来频。
暝色留残雪，芳心剧蚤春。
今宵欢燕处，忘却宦游身。
李春芳书法张给谏即时任刑部给事中的张侃（凤原），诗中可见出张侃、李春芳等互以家乡人看待，经常一起聚会。二十九年（）秋天，张侃因为杵旨被削职为民回乡，临行时李春芳写了一封信《答给谏张凤原》送别，这封信更能说明问题：
芳，鄙人也，辱我兄丈知爱独深，出则并镳，入则连袂，道谊相许，心腑相示，所谓异姓骨肉者也。讵意中道分飞，怅焉何依。每策马过长安道，美人光范，恍然眉睫，而扣扉剥啄依稀在耳也，何日能忘哉。……弟明春当图休沐，归舫渡淮，比得一唔，水滨纵谈阔抱耳。詹遡之悃，兹不具陈。（《贻安堂集》卷十）
李春芳称张侃“兄丈”，说独得张侃深爱，形容两人的关系“出则并镳，入则连袂，道谊相许，心腑相示，所谓异姓骨肉者也”，这关系非同一般；因为张侃离开的原因太敏感而不便言明，但李春芳为他的离去唏嘘不已，情意切切，我们几乎可以感受到李春芳涕泪双流，涟涟纸上的场景。
在《贻安堂集》十卷各式文字之中，这是最动情的一篇，也是李春芳身姿最低的一篇，简直就是小兄弟的哭诉——注意称呼是“兄丈”，以这样的感情断定李春芳多年往返淮安坐馆，落脚点就在张侃家，应该不会再有怀疑。李春芳在张家干啥？坐馆，也就是做家庭教师，这不会有错。
《贻安堂集》李春芳“明春”是否“休沐”即请假回乡并在淮安拜会张侃，不得而知，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可以确认。
这里还可以展开一下想象力：张家是大户，为族中诸学童请位家庭教师并不稀罕，可能是由于张侃、李春芳都是新热举人，年龄相差不大，义气相投，二人竟把主仆关系相处为知己关系了。
张侃在淮安一波青年才俊中属于活跃分子，由此想象他每次与亲家沈坤、沈坤的亲家吴承恩等学中朋友聚会时都有李春芳在场，这不过分。从后来李春芳官职已经超过张侃，但对张侃情感上依然依恋看，我说李春芳当时的身份有点像张侃的小书童、小跟班，也不过分。
实际上吴承恩与李春芳可能有更密切、更具体的交往。
先说推论，李春芳后来为好道的嘉靖皇帝写了多年祭天“青词”，被戏称为“青词宰相”，看得出来喜欢神话志怪，懂道教丹术一套，一句话，肚子里杂货不在少数。
这与吴承恩十分相似。吴承恩释道儒三教皆通，诗词歌赋、棋茶书画等等玩意儿无一不晓，除了*以外，百事不缺，而最擅长的就是神话志怪，这在《射阳先生存稿》《西游记》里都有充分的表现。
《射阳先生存稿》明代，江南一带有一种专用于晋升、得子、丧葬等社会活动的应用性文体障词（彰词），简直就是神话传说、佛道两教和志怪传奇故事的大杂烩，吴承恩即是当时障词名家，晚年甚至以此为生。
他还曾经写过一本类似于唐传奇《玄怪录》《酉阳杂俎》之类的新编志怪集《禹鼎志》。这些和李春芳擅长的青词确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嘉靖二十年（）左右，正是吴写作《禹鼎志》的时候（考订请见拙著《吴承恩年谱》）。
在这种情况下，李春芳作为一个在淮坐馆授徒的外乡人，通过沈坤、张侃与吴承恩结交且有点意气相投的感觉，完全可能，否则我们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李春芳走入仕途后一直身居高位，但与吴承恩相交数十年却关系不毁是何原因。
试想李春芳中了状元，身为京官之后怎么可能让一个落魄的老秀才吴承恩巴结到身边？试想以吴承恩那么倔强的个性又怎么可能在李春芳身居高位之后去曲意逢迎？他们一定有一段充分的交往，决不会仅仅是科场见面，朋友聚会那样的匆匆擦肩而过。
再说证据。嘉靖二十六年（），李春芳举进士第一，吴承恩作《赠李石麓太史》贺之，这说明在此之前他们是有交往的，否则轮不上作贺。
嘉靖二十九年（），吴承恩以岁贡生的身份去京城谒选，据他的七律诗《庚戍寓京师迫于归志呈一二知己》说，当时在京的朋友竭诚帮助，事情也有了些眉目，但由于儿子突然夭折，吴承恩不得不中断谒选赶快回乡。
《吴承恩集》在京期间，吴承恩拜访过李春芳，事见李春芳《贻安堂集》卷十《丁忍庵传》：
予叨第官词林，射阳吴子贡入都，造予，出一帙曰“此予所为吾淮忍庵丁公状也。其人虽隐论而义至高。太史不可无以识也。”
“射阳吴子”即吴承恩。丁忍庵，名翥，淮安富商，以大家族五世同居知名。显然，吴承恩为丁忍庵写了行状，然后又去北京找状元公、翰林学士李春芳完成《丁忍庵传》——这是很有面子的事。这事可读出的信息丰富。
请注意，淮安的另一位状元、与吴承恩关系更为亲近的京官沈坤此时也在京城，吴承恩没有找他写《丁忍庵传》固然并不意味他们的关系有问题，但至少反映出吴承恩与李春芳的关系是不一般的。
吴承恩在嘉靖二十九（）年以后的十几年中，不断往返南京、淮安两地间，名义是在南京国子监读书。所谓的读书，就是等待选官，按照吴承恩的条件，选官实在是一件希望渺茫的事，但他不得不做这个姿态，因为后面有老母亲的不断催促，这就是“通家晚生”吴国荣在《射阳先生存稿跋》中所称的“为母屈就长兴倅”。
但在嘉靖四十三年（年）吴承恩五十八岁时，轮到了他福星高照，一个命中注定会帮助他的人出现了——就是李春芳。
《吴承恩谱传》据吴承恩的《元寿颂》，李春芳本年“敦喻”吴承恩来京谒选，并为他谋得了长兴县丞的职务。《元寿颂》所颂的对象是李春芳的父亲，可考；时间是在嘉靖四十三年冬，亦可确定；其中借为老人家祝寿，吴承恩表达了对李春芳的感谢，其中提到：“承恩蒙公殊遇垂二十年，谒选来都，又出公之敦喻。”
什么是“敦喻”？就是催促！这里说的很明白，是李春芳敦喻催促吴承恩来京做官！真有点不可思议，通常都是想做官者干谒不休，找门路钻营，现在倒是深得皇上器重，身为礼部尚书衔吏部侍郎的李春芳催促穷朋友吴承恩来京做官——明示是要帮他的忙嘛！
是什么重新启动了他们的友谊呢？
嘉靖四十三（）年春，李春芳从老家兴化接了父母来京奉养，但老人到达京城之后，原配徐夫人却因劳累于本年秋去世。李春芳《贻安堂集》卷九《祭先妻徐恭人》说到，“去冬谋迎二亲，恭人力赞，营室以待。讵意室成亲至，而恭人疾作，自春徂秋，愈疗愈剧，卒至不起。”具体日期是八月十六，灵柩随后发送兴化。
《吴承恩诗文集笺校》接父母进京和送徐夫人灵柩回乡，官船都必经淮安，按照礼节淮安的地方官员和亲朋故旧也都会迎送。吴承恩参加了活动并且领衔，写了一篇《祭石鹿公夫人文》（《射阳先生存稿》），说“仙舆南返，感动举朝，在某等通家谊而忝乡人者，固宜倍羣情也”，也没把自己当外人，直接就称都是通家或乡人，情感要加倍表达。
这样的祭文一定是会呈报李春芳的，这事触动了李春芳，李春芳也因此了解了各位故人的情况，包括吴承恩有选官的需要和基本条件等等。李春芳这时已任吏部侍郎加礼部尚书衔，步入了仕途升迁的快车道，*治状况大有改善，自觉可以为老朋友做点什么，因此主动发出“敦喻”。
有了李春芳的关照，吴承恩的候选过程似乎要简单得多。因此在嘉靖四十四年（）的年底或者四十五年（）春上，吴承恩得到了“长兴县丞”的正式任命。
这里我们一定要看到李春芳的力量，因为到了明后期，岁贡能实时选出府县学的不入流或九品训导、教谕已经不错，选出八品县丞的可能微乎其微，更何况吴承恩是一个已经漫不经心等了十多年，年已花甲的老贡生！
《中国历代状元诗》《中国历代状元诗》中收有李春芳一首《赠友》诗，内容是劝朋友出山做官的，我很怀疑是写给吴承恩的。诗云：[2]
清才奕奕丹霞客，垂柳阴阴梓里亭。
已识千条丝拂地，不知几树絮为萍。
枝头烟色池头想，叶里莺声梦里听。
寄语仙郎慢相忆，好将勋业慰山灵。
说友人是丹霞客、仙郎，又是家乡人，又具备当官的基本资格，这与吴承恩的情况比较吻合，因此我们怀疑这就是李春芳对吴承恩的“敦喻”。
在长兴任职一年半之后，吴承恩不明不白的被卷入主官归有光与上司的矛盾，以贪赃的罪名被捕入狱；然而不久之后，却又迅速地被调往湖北蕲州的荆王府任纪善一职——这就是吴承恩生平中所谓的“荆纪积善之补”（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我考订时间是在隆庆二年春（见《吴承恩年谱》）。
纪善为八品，和县丞平级，但在用人体系的习惯上又有点褒奖的意味，这在吴承恩身边人都有实例（详见《吴承恩年谱》，这里引用从略）。
这一变化让很多人觉得不明白，虽然吴承恩贪赃并无真凭实据，极可能是受冤的，但下狱总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一个小小的县丞，既然已被牵进案子，想脱身谈何容易！能被从轻处理，升任王府官属以恢复名誉，没有重量级的人物干预，几乎不可想象。
吴承恩手迹这背后操纵的手，有人认为是吴承恩的另一位文友、名列“后七子”之内的长兴籍著名文人徐中行，他这时丁忧在家，与吴承恩相处很好，但这只能在主观上期待，在实际上徐中行当时也就是一个被贬且丁忧的知府，力量有限，在湖州府上下活动，为吴承恩辩白，也许还有点面子可卖，但不可能弄出升任“荆府纪善”的结局。
而只有李春芳出面，从轻、从快处理以减轻负面影响，才是自然结果。《长兴县志》对吴承恩的人品非常肯定，说他“绝无攀援附丽”[3]，但我们不要忘了，在某种意义上，此时的他却是一个具有极大背景的人。
他的朋友李春芳，此时已经做了宰辅，正是两年前任吏部尚书时的李春芳，将年已六十不起眼的岁贡生吴承恩安排来长兴作了县丞。
吴承恩被捕的事传得很快，大约一两个月京师就知道了[4]，受李春芳保荐任职的吴承恩到任仅一年多，就受到如此牵连，当时已经成为大学士、内阁宰辅的李春芳既已知道，当然不能不问，既是为了朋友，同时也关系到他本人的清誉。所以，“荆府纪善之补”毫无疑问就是李春芳运作的结果。
王府比较清闲，不涉*事，比较适合吴承恩这样比较执拗的书生。正是在这良好的环境中，吴承恩完成了他的《西游记》。
按：关于吴承恩从长兴县丞任到荆王府上任职的问题，我在《吴承恩年谱》中有详细的考订；其荆王府写作《西游记》的状况，我在《吴承恩传》[5]里又加了一点文学想象力的描写；其中留在《西游记》里的痕迹，也就是《西游记》里玉华国的故事，我早前在《西游记的诞生》里已经有了解读，认为这个故事就是以荆王府为原型写成的，近年在《吴承恩与西游记》《西游记导读》中也有复述，请参见。[6]
《吴承恩与西游记》，蔡铁鹰著，中州古籍出版社年版。隆庆四年（），吴承恩结束王府任期回淮安；次年，李春芳致仕离任回兴化。吴承恩《射阳先生存稿》中有小令《驻云飞》四阕“及第”“翰林”“内阁”“归隐”，简述了词颂对象的一生，虽然没有明确，但承受者为李春芳无疑。隆庆六年（），李春芳父母双登八十岁，吴承恩作《德寿齐荣颂》致贺。
从《颂》的口吻看是代他人所作，这个他人是谁？根据其他资料可考订出本年吴承恩的忘年交、时任淮安知府陈文烛和吴承恩的表外孙、四年后联捷进士及第官至光禄寺卿的丘度本年曾亲往兴化致贺。
这里吴承恩身份的运用非常巧妙，晚辈忘年交和表外孙前往致贺，自己代表他们做颂词，无疑李春芳一眼就能认出这是老朋友吴承恩的手笔，显然这年已经六十六岁的他换一种方式表述了心意。
以上罗列的李春芳与吴承恩的交往，不仅交代了《西游记》形成的一个客观背景，有助于澄清关于《西游记》作者等若干问题，对于认识、评价李春芳这个历史人物也是一个难得的视角。
《大道正果：吴承恩传》作为宰辅，李春芳的名声并不太好，主要因为他有“青词宰相”之称，往往被人不屑，有论者说他六次重要的升迁都出自皇上的特简，就是由皇上直接提名而不经吏部讨论，是嘉靖年间恶劣*治环境的最大受益者；有的论者说他是一个庸才，尸位素餐，碌碌无为，任首辅的表现前不如徐阶，后不如张居正。连《明史》卷一九三本传都说他：
春芳恭慎，不以势凌人。居*府持论平，不事操切，时人比之李时。其才力不及也，而廉洁过之。
看来是褒，但褒中有贬。
这些批评我们觉得对李春芳未免过于苛刻。他确是因为青词写得好大受世宗嘉靖帝的宠幸，但当时有“青词宰相”之称的并非他一人，包括严嵩、徐阶都是，在嘉靖朝，不会写青词就不能升迁，这是一个历史环境。
致力于写青词的人有两种，一是借此曲意奉承，欺上压下，如严嵩；一种就是恰恰碰巧会写这玩意儿，老实人走了狗屎运，如李春芳。李春芳第一次写青词，不就是因为严嵩撂摊子，嘉靖帝急了，指名新科状元上手吗！这一上手，就难以脱身。
就*治环境而言，李春芳一生任职从翰林起步，足迹都在朝阙之内，没有经历过地方官的风霜之苦，这是一个缺陷，经常受到*敌攻击，但他自己无法改变；且一直与严嵩、高拱、徐阶、张居正这样强势的权臣相伴，执*未必舒心。
《明史》《明史》本传说了一个故事：
时同列者陈以勤、张居正。以勤端谨，而居正恃才凌物，视春芳蔑如也。始阶以人言罢，春芳叹曰：“徐公尚尔，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尔。”居正遽曰：“如此，庶保令名。”春芳愕然，三疏乞休，帝不允。
说的是当时徐阶为内阁首辅，李春芳、陈以勤、张居正同为内阁大学士，但排序在后的张居正根本就不把李春芳看在眼里。
徐阶被弹劾离职后，李春芳升任首辅，说了句：像徐阶这样（勤勉能干）的人尚且被弹劾，我岂能安居长久，还是等机会乞求退休吧。这本是低调谦虚地提醒几位同僚，但张居正毫不买账，竟然说也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你的名声。
当时李春芳是“愕然”！气的三次上书要求退休。这样的*治环境迫使他必须谨慎小心，*治上的谨慎可以认为是沉着有气度，因此《明史》本传说他“恭慎”“安静”；还有人说他没有重大业绩，为人不够大气。总的说来，他在同僚中所受的压力别人难以得知，他没有其他办法，唯有格外小心、明哲自保而已。
《明状元图考》在我看来，李春芳的品格本质上是很好的。《故宫珍本丛刊》第六十册顾鼎臣《明状元图考》“状元李春芳”引《状元录》说他：“为人和易淳雅，与人交有情。廷试后同志雅集饮于寓，有白云某堂上遣官至，延之入内与语而别。人皆知来报胪传之信，客皆贺之。坦然曰谓：拙卷亦与进呈之列耳。声色不动，人称其雅度。”
就是说他得到已经被皇上钦定为状元的内部消息，仍然不动声色，颇有气度。其实说他一点不激动也是假的，他忙啥？他知道报捷的快马一到兴化，他家的地位就不比往日了，于是马上他写了封信给家人，给他的祖父、父亲，说：
吾兴（案：兴化）十数年来始发孙一人，天所以与之者如此之难，人所以望之者如彼之切，而一旦畀之于孙，用是益增惊惧。午夜静思，比上不负朝廷，下不负生民；内不负父祖教育之心，外不负乡*瞩望之意，庶或可以无愧于此心，使因此遂骄奢纵侈，误国害民，凭借威势，凌铄乡里，天必厌之，灾及其身，殃及其子孙。……
孙以为今日急务，莫先于不苟取，不嘱托，二者其修身全名之大者。……至于族人及我子弟，下至奴仆，决不可仗势欺人，我先祖以来每受人欺，致有今日却又欺人，必将仍为人欺也。”（《贻安堂集》卷十）
他不仅说了，而且做了；不仅当时做了，后来一直在做，他甚至告诉儿子，不要在家乡参加考试，以免占用地方上有限的名额，说你们可以申请荫职，天地比那些地方上的学子宽多了。
《兴化县新志》他逝世数年后，万历十九年编修的《兴化县新志》就称他“不为子弟求庸进，不以富贵骄乡*”，应该是无愧之言。任何时代的人能做到这点，都很不容易。
因为他脸上戴的面罩太厚，所以通常都知道李春芳平生为人谨慎，不肯多事，但却少有人知道他重友谊、重感情、重然诺。愿不愿意帮助他人，其实是一个太抽象的问题，关键要看对象是谁。
他为人“廉洁”，没有过多的金钱、利益方面的所求，对官场上的势利小人、利益纠葛者，他恐怕确实不愿多事，应付的办法多得是，打一个哈哈就应付过去了；但对于他认可的朋友，无论职位高低，他其实很是关心，以上所引他给杵旨削职、回乡为民的张侃的送别信就是一例；敦促吴承恩继续来京谒选并实际帮助完成也是一个无可猜疑的例子；把吴承恩拉出官场纠纷泥潭又是一个例子。
李春芳与吴承恩之间，地位上有相当的差距，且李春芳两次重要的援手，都出于主动，纯粹源自友谊——或许是惺惺相惜，这应该是观察李春芳性格的一个新的角度。
还有，前面提到吴承恩曾邀请李春芳为淮安富商作《丁忍庵传》。李春芳当时没有写，但致仕后，他还是想着完成了这一篇普通商人的传记。
注释：
1.文中关于吴承恩、李春芳生平的研究资料和考订，均可见于笔者的《吴承恩年谱》《吴承恩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出版）；《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华书局，年出版，不再详注。
[2]《中国历代状元诗》，昆仑出版社年出版。本诗万历李戴刻本《贻安堂集》未收。
[3]同治《长兴县志》“名宦吴承恩”
[4]归有光《乞休文》，周本淳点校《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年出版。
[5]蔡铁鹰《大道正果——吴承恩传》，作家出版社，年出版。
[6]蔡铁鹰《西游记的诞生》，中华书局，年出版。《吴承恩与西游记》，中州古籍出版社，年出版；《西游记导论读》，高等教育出版社，年出版。